1957年底，年方十七的聂春花和二十四岁的沈杨树结成连理，婚礼简单。

聂家大家庭全员，再加上双方关系亲近的邻居、同事凑成了三桌喜宴，远在景德镇的婆婆和小姑子一家因路途遥远未能参加，春花至今未见过一个婆家人。

虽然仪式简朴，可新娘子眼角眉梢透着喜气，映衬得她格外娇艳。

婚后，两位新人并未向县中队申请住房，而是双双住进聂家。

聂家嫁女儿，本就是为了薅女婿的羊毛来养活一家老小，怎会放走女婿这个钱袋子，反正沈杨树的母亲不可能来信县，干脆将女婿留在家中。

无缘无故拿女婿的钱和女婿住在岳家交钱，说出去的名声可是天壤之别——前者是赤裸裸的白吃白拿，后者却能美其名曰“小辈孝敬的生活费”。

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女婿既住在岳丈家，丈母娘收钱自然天经地义，小两口每月工资合计74.7元，却要上缴40元，一大半都填进了娘家的无底洞。

聂春花婚后在当地的黄坑小学谋了份教书的工作，一个月工资二十三元。

美色和学业她都舍弃不下，干脆转换方向曲线救国——先当老师，日后或许还有机会重返校园。

毕竟在当时，初中中断学业结婚生子后再复学的例子并不少见。

春花工作的黄坑小学距聂家的直线距离比罗河中学更近，却没有桥梁连接两岸。

她上下班耗时虽短，但通勤方式从浮桥为主改为坐船为主，每日四次乘船往返于家校之间。

清晨，沈杨树与聂春花一同出门，傍晚归家，总能尝到丈母娘的手艺。

时隔多年，沈杨树身旁终于再有亲人相伴，而且是如此热闹的一大家子。这份久违的家的温暖，让他觉得新生活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徐大娘是唯一对小两口新生活有意见的人。

她见春花要每日乘船往返，汛期也不例外，深觉得危险。

徐大娘开启碎碎念模式，时不时在春花耳边敲边鼓，委婉地劝说，“再过两个月又该涨水了，到时候水急船颠的凶，坐船千万小心点。”

“学校渡口那边的水流乱，容易出事，我当年跟你爸跑船，最不喜欢去那儿。”

“你要是怀孕了，难不成还大着肚子天天坐船。我当年生完你再没动静，不就是船上待久了水里泡多了落下病根。下个雨涨个水，船上又湿又滑，摔一跤可不得了。万一运气不好碰上翻船，河里那么多水草，缠住根本脱不开身。哪怕游得再好，逞能遇上溺水的人，被拽住就脱不了身，我在船上活了半辈子见得可多了去了.......”

可黄坑小学离家更近，加上聂春花自持泳技了得，徐大娘根本动摇不了女儿的决定。

五六十年代，信县定期举办"物资交流会"（当地俗称"漾会"），通过工业品与农副产品的"物资对流"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会期通常持续四天。

每逢漾会期间，沿河马路的两侧会用竹竿撑起数排大棚，搭出一个个小摊，售卖各种货物。

县城顿时人声鼎沸，吸引了大量周边乡镇和农村的群众参与。

聂春花从拥挤的漾会穿行而过，去漾会旁的渡口坐船上班。

她路过混在一起的各色货摊，穿过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与讨价还价声，闻到空气中杂糅着的各种味道。

整条街道热闹非凡，路旁的渡口更是熙攘不堪。

艄公摆渡的速度远赶不上人流聚集的速度，几趟往返后，漾会渡口的候船人群不减反增，超载现象愈发严重。

聂春花夹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中动弹不得，只能随着人流踉跄挪动，不时回头怒斥两句，“别再挤了，前面没位置，差点被你推摔跤！”“挤什么挤，没看到船还没来。”

奈何收效甚微，每当有船靠岸，汹涌的人潮便一拥而上，聂春花也被身后的人推搡向前。

在目送了五六条船离开之后，她终于被人流推到岸边，够到了最新靠岸的一艘船，可她眼睁睁看着刚靠岸的小船瞬间被蜂拥而上的人群塞满。

堵在聂春花面前的瘦高大汉挑着两大筐收获，一个转身差点撞到春花，她被大汉逼退了已踏上船只的右腿。

原本限载十余人的船只，在硬生生挤进三十七人，再无下脚之地后，才勉强驶离岸边。

同样的亏聂春花当然不会吃第二边，在身后人潮的加持下，勉强登上了几分钟后的下一班船，急匆匆地赶往学校。

这番耽搁注定迟到，她在冲向教室的路上，耳边隐约飘过翻了的字样。

上课时，她惊讶地看见丈夫沈杨树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教室外，还以为是家中出了什么变故，抛下课堂，赶忙上前询问：“出了什么事？”

沈杨树长舒一口气，“家里没事，是有船翻了，我担心你过来看看。”

原来，在她之前出发的那艘船翻了，船上三十七人无一生还。

岸对面有漾会，岸这边有事故，两边都是人潮涌动。

中队本就安排人在漾会附近维持秩序。

沈杨树得知翻船事故，带人来到岸这边，他算着妻子出门的时间，暗道不好，立即赶来学校确认妻子的安全。

两条船前后只差几分钟，聂春花想到自己的右脚已经踏上了船，但凡船上有丝空隙她就会被推上那趟死亡之舟，心有余悸。

好在丈夫的关心和同事的打趣转移了些许注意力。

同事一：“那就是沈指导员吧，真关心你，真是好福气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