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那篇写好的稿件，哈德利绝对不会接下这活儿。但既然我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又因为感冒不能参加活动，哈德利当然是一边咒骂一边毫不犹豫地拿走了纸条。

我被派去和在监狱里值班的杨勒换岗，这座监狱里，除了哈德利，每个人都喜欢新东西。杨勒把钥匙丢给我的时候钥匙串上的薯条油渍都没擦净，他打了个麦当劳气味混杂着烟味的嗝，从椅子上跳起来就要去哈德利那边。

我赶紧叫住他，递给我这位同事一张纸：“你的嘴角。”

“什么？”杨勒接过纸巾，很用力的抹了一大把两唇的位置。等他在纸上看到番茄酱的红色酱汁时，不无感激地笑笑：“谢了，莱斯利。”

我挥了下手，看着他一边用力擦拭自己的嘴角一边走远，才在监狱内部稀薄的阳光和冰冷的白炽光照下坐回休息室。

肖申克这两年因为有了钱，需要更多人手而招募了一批新人，我早已不是一众狱警中被称为“kid”或者“boy”的那个，称呼的改变使得同事们或多或少对我多了点尊敬，我也有了坐在管理室看着那群新男孩们站岗的权利。

不过有权利是一回事，那群新男孩怕不怕我是另一回事。

年轻人们在观察一个人是否可接近，是否宽容，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帮他们达成所愿这件事上总有着非同寻常的敏锐，当五分钟内有三名男孩过来请我批准他们去解决一些生理问题时，我终于忍不住在第三名男孩过来时指了指他的口袋：“骆驼牌的？品味不错。”

他捂住口袋，对我露出一个介乎于讨好和狡猾之间的笑容，放软语调：“尊敬的霍尔先生——”

“只有十分钟。”我亮了一下手表现在的时间，晃了晃手腕表示威胁：“如果没回来，我会找一头真正的骆驼来踢你的屁股。”

那名年轻人立刻大笑着跑掉了。

我看着他跑掉，就好像看着几年前的自己，轻盈，愉快，有着年长者眼中近乎放纵般的活力。

这样的想法让我有一瞬间的沉思：我有多久没有在阳光下这样轻盈的奔跑，单纯又放肆的大笑了？答案几乎在瞬间水落石出，那就是自从霍尔服装店成立后开始。

于是我不得不停下思路，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成年人那样，告知自己这一切都是成长所应背负的。

值班室的桌子从廉价的副产品板换成了樱桃木桌，甚至配备了挂钥匙的夹板和一台电话。在有钱之后，狱警的待遇肉眼可见的提升了不少，不过监狱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至少犯人们的住处老旧如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翻修牢房是相当大的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安排翻修期间犯人们的住处。虽然可以让其他监狱暂时接受一下犯人，但这种把会下金蛋的母鸡送往别人家里的行为绝非诺顿的一贯作风。

于是老旧的电力系统，廉价灰泥的墙面，不方便的洗漱空间，一切皆如往日。

很快到了中午，按照平时，我们应该带犯人们去食堂吃午饭。不过今天是采访日，在记者们和陪同狱警都要在食堂用餐的情况下，带一群犯人过去未免煞风景。

食堂的厨子们于是开了卡车，把午饭直接送到了监狱这边。托记者们的福，今天的午餐的豪华程度是平日里只有狱警才能享用的：洒满了芝士的热狗、烤面饼、爱尔兰炖菜、还有一点沙拉和一瓶橙汁。

我自觉承担了帮他们分发食物的责任，并且在学着食堂阿姨打饭的手抖之余挑了个芝士最多的热狗，亲自给安迪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