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我来来回回的在安迪面前报备行程是否麻烦，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马洛的酒吧离监狱不远，却也没那么近，我在夏天这个随随便便就能把人闷出热汗的季节，开着一辆显然不会有冷风的车急匆匆来回一趟，回到监狱的宿舍时当然只想栽到床上好好的睡一觉，再冲个凉爽的澡继续我的晚班。

可是你还记得安迪是怎么进的监狱吗？

他的妻子——波特兰某家大银行的信托部副总裁的夫人，一位交游广泛的美丽名媛出轨了她的高尔夫球教练。当时的新闻为了体现出安迪的罪大恶极在细枝末节处写的很明白，在安迪遇害的前妻与前妻的情夫被杀位置附近的岔道上，警察找到了三样物证：两个有着安迪指纹的空啤酒瓶、十二根烟蒂以及轮胎痕迹。同时，在安迪告诉陪审团的话里，他承认自己因为太太和镇上的高尔夫球教练有染而酗酒，甚至想过自杀。

这对安迪这样的理智人而言是近乎失控的事。

我从不去问关于他入狱这件案子的细节，即使我坚定地相信安迪不会杀他的妻子，但假设由我开口询问这个案子，对于安迪来讲无异于某种审问或者逼迫：作为差不多处在现任恋人这个位置上的狱警，去问他可以生杀予夺的犯人男友对方杀死前妻的经过，肯尼迪脑洞大开的笑话都不会比这更加黑色幽默了。

然而不去问却不代表不能理解，我不敢确定在那些没有娱乐，也没有目标进行忙碌的漫长黑夜里安迪会不会想起他的前妻，不过从他能因为听说我和马洛过夜就失去了一直以来的包容和冷静，近乎尖锐的对我进行询问来看，我的经济教授显然无法接受第二次的背叛。

这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在安迪被前妻狠狠背刺一刀后，他没有直截了当的把爱情和忠贞全部扔进某个不为人知的垃圾桶里。在他语气锋利的质问时，我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告诉我，向我发誓，你没有背叛我。”

那是近乎悲哀的质感，比起想要将人割伤撕碎的愤怒，更像是哽咽和痛苦的自我质疑。

所以在我所仰慕的人为了某件事有几乎ptsd的过激反应时，我在这件事上过激的保护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终于，在我这个月里第七次带着满身的灰尘和热气，像条筋疲力竭又燥热无比的大型犬一样趴在安迪面前后，盖茨比先生那边终于传了回信。

科迪开了将近两天的车，一路从纽约开到俄亥俄州亲自把布料送到我手里，连带着又一封装了五千美金的信封和一个简短的单词。

“all”

“等等，这钱是——”我被这个简短的单词惊得不轻，回忆起那三四十张设计稿，在大热天硬是吓出了一身冰凉冷汗：“科迪，盖茨比先生得告诉我工期！”

如果不没日没夜的加班，即使是有五六个人的团队，也没法在一个季度内赶制出三四十件款式不同的订制服装！

“盖茨比先生说随意，你可以一周或者两周给他邮寄一件，他按每件五百美元的尾款进行支付。同时如果您有新的设计稿也可以给他发过去，这部分可以另算价钱。”

科迪对待我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大不相同，他彬彬有礼的细致回答：“但是有个要求，您的每件作品都不能在一年之内做出相同款式进行售卖。盖茨比先生说他相信您的品格，所以合同就暂时不用了。这次的钱是设计费用，如果您觉得不够可以致信给他。”

“不，很够。”在意识到盖茨比不是让我再夏天结束前把所有服装制作完毕后我冷静了下来，在冷静之后又迅速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

税率。

如果盖茨比现在将这笔钱交给我，我的收入显然要迈入高收入人群的行列。为了不缴纳过高的税赋，在这一刻安迪几乎跟我站在了一起：“但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希望盖茨比先生将这五千美元和那些衣服的钱换个对象支付，鉴于我现下可能需要创办一个公司，以避免个人税率上升到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