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鼻腔里呼出一口气，没好气的将手上的厚厚一打——比安迪之前交给我的讲义要稍微薄上那么一点儿的，装订好的纸张和他先前给我的讲义一同丢到他面前，活动了一下这几天熬的发酸的肩胛骨，懒洋洋的说：“当然。”

如果不是准备好，我怎么会亲身上阵，用这个时期的打字机把他的讲义重新打上一遍。

安迪翻了一下我打的那版讲义，相当惊讶的抬了下眉梢，“你又打了一遍？”

“我不能用教授……”我一张口就差点说漏嘴，连忙将差点秃噜出去的话在嘴里重新颠倒了一下语序，解释说：“虽然我没上过大学，但也知道不能直接在教授的讲义手稿上写写画画。”

安迪没说话，他抬起头，用一个我很难读懂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我大约能猜到他这个眼神是因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这个‘教授’的称呼，或许是因为这份态度，总之，在这个视人权如粪土的监狱里，我给了他一份尊重。

不管何时何地，尊重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哪怕这份尊重不出于善念，不出于作秀，无关利益更不含有任何驳杂的念头，只是因为知识永远值得尊敬。

所以我轻飘飘的，就像他岔过我的提议一样把这个议题略了过去，拿起讲义端端正正的坐在他对面：“你要开始讲课了吗？”

安迪收回视线，男人在这段时间被监狱内的各种活计磨得有些粗粝的手轻轻抚过他自己手稿上的字迹，然后抬起头说：“当然。”

。

如果这是在外界，或许很难想象，一个年轻有为的银行家孜孜不倦的给一个初中学历，甚至很多名词都无法理解意思的狱警去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段时间正赶上美国梦大潮，如果安迪还没入狱，他放出要讲课的消息可能有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排着队来听。

但在这里，面对一个经济理论基础为零的学生，他却不得不耐下性子，从最基本的名词解释开始讲。哪怕国富论已经足够基础，但实话实说，令我跟上他思路的并不是我对金融的理解力，而是我高中时期学过的，为数不多的经济知识。

更倒霉的是欧美的经济体制和我熟悉的故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的一些想法和理解在这个国家近乎天方夜谭，就连安迪也经常会匪夷所思的看着我，用眼神发出“你到底是怎么长这么大的？”询问。

我无法诉说自己的芯子似乎不太对劲和我那根红苗正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只能无数次带着心虚移开视线，等着安迪叹上一口气，再从最基本的部分给我讲起。

“……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及日益上升的收入和利润，通过金融系统产生了新的储蓄潮。20 世纪 20 年代，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命运反映了它们获得新资金资源的能力，以使其能应付不断变动的贷款需求。一些具有灵活性和善于创新的企业增长得非常快，而那些与没落部门相关的企业日益萎缩。”安迪说到这里，稍微顿了一下，补充道：“那时是黄金时代，现在也是。”

我百无聊赖的看着他，安迪的身材并不高大，甚至比我要矮上半个头，他的制服也没有狱警的制服那么鲜亮整洁，但是那件被洗到褪色的薄牛仔工装穿在他身上却有一股悠闲地慵懒，淡蓝色像是窗户外同样被云洗的褪色的天一样温柔。在某些时刻，安迪这个人比他讲的课更令我感兴趣，“你是在鼓励我去创新开企业吗？”

安迪望着我，用哪种很一言难尽的表情轻轻嚅动了一下嘴唇，我猜他是想吐槽什么，于是大发慈悲的表示：“没事，你说吧。”

他眨了下眼睛，欧美人种颜色浅淡的睫毛轻轻扫了一下。我手打的那份讲义还摊开在桌子上，上边被用各色笔迹以我的习惯分别画出了重点和记录安迪讲解中比较有干货的部分，讲义的一角用烟灰缸压着，在听课的时候抽烟这种事情我当然不会干，所以烟灰缸干净的纤尘不染，反倒是因为它沉重的钢铁质地常常被拿来做镇纸用。

烟灰缸镇纸下方是安迪为我出的卷子，如果我是个在战场上的士兵，而这张卷子就是我的战场，那么从这粗粝的素描纸张上满眼的鲜红来看，我一定是溃不成军，被杀到片甲不留。

大概安迪当年接触的金融精英实在有些太多，他沉默了很久之后才缓缓的说，“我可以帮你。”

……我有理由怀疑他最开始想说的话是“我怕你赔的底裤都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