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收敛起来，板着那一张像冰块一样的异国面孔，在这所监狱里找到一个称得上安静的角落去做一件不会迷失自我的事，读书。

监狱的图书管理员是一名名叫布鲁克斯的老犯人，他有些怕我，又或许是怕我身上的狱警制服。我无意去为难一个看起来已经足矣做我爷爷的老头，因此几乎没与他有过任何交谈，哪怕我将大量的信仰类书籍和几本圣经搭在一起做成一个凳子，他也没有过丝毫异议，而在我拿了一个垫子和靠枕去将这凳子改造成一个又软又舒适的软椅时，每次去看书都能发现软椅上一尘不染，被打扫的干干净净。

出于美国人的信仰和诺顿本身的爱好，图书馆的书大多都与信仰和金钱有关，灵魂里夸父逐日的神话让我看不下去任何一句“神说要有光”，所以我最终的选择只能是那些冗长的，像是老太太裹脚布的经济类书籍，托我大学对床那位经济系兄弟期末突击复习时近乎崩溃的嘟嘟囔囔所致，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被他称为祖师爷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然后我睡着后流的口水蔓延了整整半页书。

我第一次见到安迪的时候或许是在他们从那辆车上下来时往监狱里走的场面里，但那时我显然没有注意到他。实话实说，一群赤条条的，被剥的婴儿一样干净的大男人，没有超模的身材其中绝大部分也不可能有六块腹肌，这些身体实在没什么欣赏价值，让我留意到他的是那次在我读书时他突然说出的话。

“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他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经常被称为大萧条的导火索。”

我抬起头看着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称得上‘胆大包天’的罪犯，手指间的翅膀牌廉价香烟有点儿烤手，我将它碾灭在圣经精装书的硬质封皮上。

他或许是想套近乎，或许是像当年‘姐妹帮’的人在发现了我的好脾气后试图用他们的屁（月殳）来献殷勤。这些都有可能，但我确实第一次忍不住去认认真真打量一个犯人，或许是因为他口中称得上有见识的知识和这位年轻人身上略微儒雅的气息，哪怕他穿着一身破旧的，洗的掉色的罪犯衣服也没能掩盖住他身上那种令我熟悉的气质。

如果你是个读过大学，见识过一些略微上了年纪的教授的人，或许能理解我想要表达的他的气质。

那是那种温和的，学者一样的书卷气，让我有一瞬间近乎错觉的以为，我还在大学。